国企亏损的根源集中在两个方面：合规成本巨大和巨亏之后不用担责

在国内经济讨论中，国企盈利与亏损，一直是大众关注度极高的话题。很多人在观察部分国企持续亏损现象时，很容易形成一个直观判断：国企亏损，根源集中在两大痛点——合规体系带来巨大刚性成本，以及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之后，责任认定、追责落地难度大，容易出现亏损却无人承担后果的情况。这个判断抓住了现实运营中的两大矛盾点，但如果简单把亏损全部归于这两点，又会忽略市场周期、行业属性、公共职能等外部因素。想要客观看清国企亏损问题，就需要区分必要合规成本与冗余合规内耗、市场风险造成的亏损与违规失职带来的亏损，厘清制度设计、落地执行之间的落差，才能穿透表层争论，看懂国企治理改革的难点与方向。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：国有企业承担着多元目标，和纯市场化民营企业的考核逻辑并不完全一致。部分国企本身承担保供、公共服务、战略产业托底等职能，即便短期亏损，也是履行社会功能的结果，这类亏损和管理内耗、失职无关。本文讨论的，主要是经营性亏损，也就是在市场化业务板块，因为内部治理、流程机制问题造成的亏损。在这类亏损当中，过高的合规内耗、责任约束机制落地不畅，确实是长期存在的两大痛点。 一、巨大的合规成本：保障国资安全的必要投入，还是拖累经营的沉重负担 近年来，国资监管持续强化，《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》落地之后，所有央企、地方国企都要搭建覆盖全业务链条的合规体系，法务、内控、审计、纪检、风控、招投标、资产评估、专项审计等多道审查环节嵌入每一次重大决策、投资、采购、对外合作当中 。这套体系的初衷，是堵住利益输送、暗箱操作、盲目投资的漏洞，守住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底线。但任何制度都有成本，这套层层设防的合规体系，在落地过程中，会产生两类完全不同的成本：一类是必要合规成本，另一类是冗余的合规内耗成本。 必要的合规投入，本身具备价值。比如重大项目的尽职调查、合同法律审查、财务审计、反舞弊监督、安全生产合规、环保合规。对于资产体量庞大、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国企，缺少这套体系，极易出现投资失误、利益输送，造成更大规模的国资流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合规本身是风险对冲，是保护国有资产的必要支出，民营企业规模做大之后，同样要建立法务、风控、内控团队，承担合规成本。 但在很多基层国企、子公司层面，合规体系容易走向“形式化、层层加码”，催生巨大的冗余合规成本，也就是大家诟病的合规负担。为规避个人责任，业务流程不断增加审批节点，每一项业务都需要多部门会签、多份报告、反复留痕。一个普通的采购项目，需要准备几十份佐证材料，跨多个部门层层审批，流程周期被拉长数月。大量人力不是投入到市场开拓、技术研发、生产提质，而是消耗在写报告、整理台账、准备审计材料、应对各类专项检查上。 这种“以留痕代替风控”的模式，会带来几个连锁负面效应。第一，决策效率大幅降低。市场机会窗口期很短，民企可以快速调研、快速拍板、快速试错；国企重大项目要经过多层级审批、多轮合规审查，等全部流程走完，市场机会已经消失。第二，人力成本刚性上涨。大量岗位专门服务于审计、风控、合规、档案管理，这类岗位并不直接创造营收，但人员薪酬、培训、系统运维都是持续刚性支出，直接拉高企业固定成本。第三，管理层形成“避险思维”。管理层首要目标不是把业务做好，而是不出问题、不留下违规证据。宁可放弃有利可图的业务，也不愿承担任何决策风险，避免日后审计追责。 这里要区分关键：合规本身没有错，冗余叠加的形式化合规才是成本黑洞。当合规从“风险防控工具”异化为“免责工具”，合规成本就不再创造价值，反而持续侵蚀企业利润，成为经营性亏损的推手。很多基层子公司，业务营收微薄，但合规、内控、审计相关人员的固定开支居高不下，营收还没产生，刚性成本已经发生，一旦市场下行，亏损立刻显现。 当然，合规成本问题并非国企独有，大型跨国企业、大型民企集团同样存在流程冗余、内控成本过高的问题。只是国企因为国资监管、审计、纪检多重监督叠加，这种流程加码、留痕式管理的倾向会更加突出。 二、亏损追责的现实困境：制度上有终身追责，落地时却存在责任认定难题 很多人认为“国企巨亏不用担责”，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制度现状。从顶层设计来看，国家早已建立国企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，明确对违规履职、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管理者，可以扣减追索绩效薪酬、职务调整、行业禁入，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，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，重大决策实行终身追责，就算已经调岗、退休，依然可以倒查问责 。《刑法》也明确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造成企业严重亏损，可追究刑事责任 。 但制度条文和现实落地之间，存在巨大的执行鸿沟，这就是大众产生“亏了不用负责”印象的根源。核心难点，在于亏损原因的区分与责任划分。 企业经营亏损，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：宏观经济下行、行业周期反转、原材料价格暴涨、市场需求萎缩，这些属于正常市场风险；而盲目投资、决策不